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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学家名人故事:文革中的乐天派――于光远_2000字

2018-09-16
  于光远(1915年7月5日――2013年9月26日),原姓郁,名锺正,入共产党后改名于光远。上海人,中国著名经济学家,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。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工作,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,致力于哲学、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研究和推进其发展的组织活动,并积极参加多方面的社会活动。

  那个年代的中宣部不用说部长们,就是那些处长们都是一些有影响的社会名人,但在文革中却一个个成了被“打倒”的“黑帮”。这突如其来的打击,有的人经受不了,走上了绝路。但光远在强大的压力下仍能保持一种达观的心态。有一次哲学社会科学部批斗孙冶方,他和副处长林涧青被揪到台上陪斗,他出于好奇,还特意摘下戴在头上的纸糊的高帽看看上面写着些什么,回来后还哈哈大笑,说“我这是第一次戴高帽”。因为,他根本就不承认有什么“反党、反社会主义、反毛泽东思想”的所谓“黑线”,完全没有把这种批斗当回事。
  光远是有理由的。科学处曾召开过一次揭批于光远的会议,除科学处工作人员外,还有他过去直接领导的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、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写组以及国家科委有关局的代表参加。会上批判他“自觉地一贯地相当系统地反对毛泽东思想”,其中最大的一条“罪状”就是他在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多次说过:“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,往往是针对实际工作讲的,从理论上看未必都正确,绝对不能按他们讲的来写,要按自己的观点来写。”“我们写的是科学,不要管谁怎么讲的,即使是毛主席讲的也不一定都对。”“对毛主席的话,也要分析,要研究,也可以怀疑。”再就是理论问题不应写进党的决议,那样对开展理论研究工作不利。理论问题,应该让理论家去做结论。会上批判他“在历次阶级斗争紧要关头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”,最大“罪状”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夕,讲过“只要能使生产获得恢复和发展,生产关系后退一点没有什么关系”,大刮“单干风”;其次是为中宣部向中央起草报告,提出在党内根本取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分子的帽子,大刮“翻案风”。会上还批判他在科学工作中“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”,“罪状”有三:一贯宣扬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”,反对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;一贯抵制在文化、学术领域内对资产阶级的批判,在科学研究和出版工作中,执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,宣扬“没有立,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、彻底的破”,鼓吹“没有自由就要死人”,“不只要有学术自由,还要有空气自由”,在历次批判资产阶级的运动中,不仅自己不参加,而且还利用科学处处长的地位和职权,对批判文章百般挑剔,对革命批判运动大泼冷水;提倡只专不红的“白专道路”,1962年主持起草《关于研究人员招收和升职的暂行办法》,主张研究人员的提升“只看学术水平”,并包庇和重用了大批右派分子。等等。以上各条今天来看不仅不是什么“罪行”,而且恰恰相反,都是很有道理的正确意见。光远理所当然不会接受这种无理的批判,只有哈哈大笑。
  在“五七干校”的几年中,光远同其他“黑帮”分子干得都是最脏、最累的活。他喂猪、烧锅炉、淘厕所、拉煤卸车等,什么活都干,生活也很艰苦,但他始终不改乐观的天性。干校米饭不多,爱吃米饭的他用馒头换窝头,揉碎当米饭吃,自得其乐,被人笑称“于氏米饭”。烧锅炉,需用扁担从井中往上提水,相当吃力,他有时得跪下才能提起,这个“乐天派”笑着对人说:“哈哈……我在给井叩头呢!”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科学探讨的精神。干校土地盐碱十分严重,头年打下的粮食还没有种下的种子多。光远出主意说,一要向老乡们学习压盐碱的方法,二要使用化肥,三要加强田间管理,后来果见奇效。他还研究野菜。他在锅炉房门外墙头挂了几根野菜,并贴了一个说明,介绍野菜的名称和用途。不料竟遭到军管组同志的批判,说这种野菜不叫那个名字,于光远这个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不好好改造自己,还要臭表现。其实,两种叫法都可以成立,于光远并没有错。
  于光远的“帽子”有三顶: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”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。最初拟定他为敌我矛盾,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,开除党籍,行政9级降至14级,是干校“黑帮”中定“罪”和处分最严重的一位。讨论时许多同志弃权。那时,许多人都已明白,这些“罪名”实际上都难以成立,最后到底怎样,谁能说得准呢?要开他的批判会“解放”他了,这不过是“完成任务”,走个过场罢了,不必太当真。于光远心里更明白,既然军管组准备“解放”他,他就“配合”他们“走”这一趟吧。批判会开了3个半天,他的检查似乎很认真,也很痛心,有时还不免痛哭流涕。批判会开过之后,他的问题算是基本解决了。几年来,一直不准他回京探亲。现在,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,他以治病为由,提出请假回京,一请就准。他回京后即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留京工作,没有再回干校。多年后,同他谈到中宣部文革的情况,问他在“五七干校”批判他时痛哭流涕,是觉得自己犯了错误对不起毛主席呢,还是觉得自己受了委曲呢?他想了一下回答说:“是装的。”
  “解放”以后的于光远很是高兴。一个星期天,大家都在休息,他突然来到我同另一位仍在被审查的同志住的房间,一进门就问:“你们喜欢吃野菜吗?”我回答说:“喜欢。”他说:“好,我给你们炒点儿去。”一会儿,他就端着铁锅来了,野菜已经炒好了。我一看,油可真放了不少,把野菜都快给漫过来了。我吃得津津有味。他问:“好吃吗?”我说:“好吃。”在“五七干校”那无奈而又可期的岁月,人们特别需要相互之间的关心、慰藉和砥砺。我想,我不是在吃野菜,而是在参加一次“精神盛宴”,一次难得的充满友情的“精神盛宴”。那种感觉和心情,是在若干年以后吃生猛海鲜、美味佳肴时所体味不到的。
  1975年,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,光远是负责人之一,由于他和林涧青的推荐,组织上调我前去工作。待我到达时,他已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,但他仍是这里的领导,我成了他的部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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