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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学家名人故事:克莱因_900字

2018-09-16
  我个人学术生涯的下一步,就是要培养更丰富的国际观。在那一段时光,有些经济学者每个月都要到世界各地实地考察,到欧洲更是家常便饭。我也在1947年离开考列斯委员会后,展开了一趟横渡大西洋的欧洲之旅。当时我刚在渥太华(Ottawa)结束了第一个月加拿大经济模型的整合工作。此一专案后来在加拿大持续了很长时间,造就了一个在加拿大学术界相当活跃的团体,至今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中。
  到欧洲各地的经济与计量经济研究中心造访考察,也算是我的教育的一部分。我从中对世局有更深刻的了解,但是更吸引我的仍是这些主题在美国的蓬勃发展。至于亲眼目睹欧洲从战后的瓦砾中重建,也是相当可贵的经验,并开启了许多迄今仍活跃的专业交流。这些对我个人的学术生涯的发展,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。
  大战之前,英国的剑桥及伦敦可以说是影响世界经济思潮的重镇,来自全球各地的人士齐聚那里进行研究。美国则是急起直追,但直到1946年以后,才取而代之,而各国学者也就纷纷来到美国。事实上,许多其他研究领域也是由美国执世界之牛耳,这种现象40年来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。
  在海外历练的那一年,我有机会接触到正宗凯恩斯学派的学者,也就是曾与凯恩斯共事的剑桥学者。我和凯恩斯素昧谋面,但是透过卡恩(Kahn)、罗宾逊夫人以及斯拉法(Pierro Sraffa),使我对剑桥学者的思想有深入的认知。我同时也见到了卡尔多与史东(Stone)等重要学者。有趣的是,当年我的教师萨缪尔森尚未到过剑桥,但对这些学者却如数家珍。剑桥的人也曾向我提过此事。
  我第一次造访欧洲,刚好是萨缪尔森初访欧洲之前的几个月,我们在他行程的第一站挪威会面。在海外的一年,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挪威,跟着奥斯陆大学的教授弗里希(Frisch――译注;1969年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)学习。当时,萨缪尔森刚出版《经济学》一书,受到热烈的佳评。他在欧洲各地访问之际,我也刚好结束了在欧洲一年的研究。
  凯恩斯体系中涉及一个问题,即财富对储蓄的影响。这在总体经济学的文献里,就是所谓的庇古效果(Pigou effect),但实质上庇古对这个问题的探讨,主要是从流动资产(liquid assets)而非总财富的观点来考察。当时战争刚结束,民众手上都握有为数不少的流动资产(特别是储蓄公债),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普遍也极为重要的课题,值得深入探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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